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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北京文化软实力的路径与方法

    日期: 2019-06-11
    来源:

    北京要实现“四个中心“”建设目标,核心在于软实力建设。增强北京文化软实力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既需要北京市政府加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改革人文社科研究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营造自由宽松的思想市场,实施“资源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结构创新以及环境创新”5大工程,更需要文化产业企业家和各个文化机构管理层掌握多种企业经营能力,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特点以及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改变传统的产业观念、借助互联网时代的高新技术及时地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与时俱进,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努力提高经营水平、虚心地学习与借鉴发达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先进模式。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来的发展历程,中国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世界罕见、举世瞩目。在邓小平先生所开创并引领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上,中国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从一个经济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金砖五国”中名列前茅。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获得如此宏伟的经济成就?舆论界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中国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推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有的认为是国际环境向好的变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影响促使中国获得成功;有的则认为是“风水轮流转”、“衰久必兴、兴久必衰”,该是衰弱近百年的中国大发展的机遇到来的时候……凡此种种,不一而举。我们认为,促使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在复出之后注重对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这个“文化软实力”包括确立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发展目标与发展机制;注重在中国“国民经济处在崩溃边缘”的时刻从激发每个国民脱贫致富的创造激情入手,充分调动国民内心深处的奋发图强的主观能动性;鼓励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理想追求。

    一、何为文化软实力?

    20 世纪 90 年代初,哈 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 Soft Power )概念,从此启动了“软实力”研究与应用的潮流。按照他的观点,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硬实力和软实力 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可见,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基础设施等硬实力而言的,是指一个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软实力( SOFTPOWER)标志着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

    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是先进的制度设计与市场道德体系的建立。党的18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市场要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市场必须是公平的、竞争性的、有序的。然而,公平竞争市场的建立,也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市场参与主体必须是平等的,不能存在超市场的主体。否则,市场的平等交易规则就会被扭曲,市场也最终难以走向公平有序。软实力提升已经成为全球化风潮。随着软实力理论的提出和全球性的传播,理论界围绕“软实力”的一系列研究,形成了一股全球化风潮,它明示人们以一种新型、全面和平衡的发展路径,在提升各级主体综合实力问题上启迪着人们的新思维。软实力理论颠覆了传统的资源观和财富观,昭示着人人类社会全新的资源观。传统的实物资源观被文化创意资本观所取代。文化、创意、制度、模式等成为未来社会的重要发展资源。2001年美国的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美国文化艺术中心向美国总统布什提交了一份报告:《艺术、文化与国家对策》,该报告认为:“美国文化是美国智慧和创造精神集聚而成的一种资本。这种特殊的资本既是人类成就和历史的宝藏,也是人类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源泉。美国文化资本在当今全球知识型经济社会中,作为一种关键性社会资源,对于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在寻求保存各自的民族特点和达成相互了解的过程中,正日益显现其重要性。”

    这个报告鞭辟入里丝丝入扣,像一枚重磅炸弹极大的震撼了总统,不能不使布什心动。他立即组织智囊研究美国文化经济的现状,调整相关政策,包括产业结构、行业特点、就业人群、美国文化企业与国外的联系、税收指标等,并且不放弃在一切演讲场合强调“知识经济”、“文化竞争力”和“创新主导未来”…正是由于这份研究报告的出笼和总统的导向型宣传,在美国企业界也掀起了一股“化重为轻”、“创意制胜”的变革之风,从而也把美国文化经济在GDP中的比重由40%提高到55%。当今世界,技术领域的变革和全球性经济的发展,迫使我们重新认识创造精神和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全球不少国家,包括美国本土的许多州县。市镇都已经开始研究“创意群体(创造性群体)”“创造性社团”“创造性劳动人群”对国民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加出口做出的重大贡献。创意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实质性的。在美国,所谓的版权经济,包括电影、录像、音乐、出版、软件诸行业,一年就创造4500亿财政收入,几近全部GDP的5%,为上述行业贡献了790亿的销售额。据估计,上述行业吸纳就业人数为760万人,这个数字每年还在以远远超过其他行业的速度增长。从属版权经济的文化部门,就占到了美国GDP的2.5%。仅此几例,已经凸显出软实力理论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和产业结构的,促使创意经济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普及。

    软实力理论研究证明,当今世界,国家制度是最重要的竞争力,也是构成国家软实力的最突出的软力量。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认为,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的竞争力要素各不相同。工业革命之前,军事力量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总体力量;工业革命之后,自然资源等食物资产往往标志着国家的竞争力;而今天的移动互联时代,一个国家的制度先进与否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大小。

    究竟何为文化软实力?这是当今国际上普遍关注的学术问题。尤其是在21世纪,因为互联网技术的日益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导致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社会变革、产业转型、文化变迁等多种复杂交织的重大现实问题。传统产业开始朝着生态型、知识型、科技型发展,城镇化进程已经转向绿色型、智慧型、集约型发展。产业结构在转型,发展动力在转向。“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动力,这三大动力集中体现在文化的创造力(包括:科技的研发能力、成果的转化能力、全球服务的能力)方面。由此可见,文化的创造力是当今世界破解转型发展难题的金钥匙。而文化创造力又可以概括为“文化软实力”。显然,北京的文化软实力是一种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主要是指科技的研发能力、成果的转化能力、全球服务的能力以及美好生活的创造力。

    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又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毫无疑问,应当率先回答“如何增强北京文化软实力”的问题。实践证明,文化软实力的强弱主要体现在文化创造力的强弱上。而文化创造力的提升又依赖软实力的培育。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生产力突出表现首先在于她的科技创造力。2012年3月美国两位科学家——Digital Power Group创始人、物理学家马克.P米勒斯(MARK P. MILLS)与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麦考密克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McCormick School ofEngineering and?Applied Sciences)院长乔治.M.欧迪鲁(JULIO?M.OTTINO)联合发表了一篇震撼全世界的文章《美国经济还能领导世界经济50年》,文章立论的基本依据就是美国文化的强大力量,这种文化软实力,极大地促进着美国文化生产力的持续提升。文章认为,首先是美国文化的独特性。“美国文化尤其适用于充满动荡和挑战的年代。文化无法在一夜之间改变或复制,它是一个拥有(用物理术语来说)高度惯性的民族所具备的一种特征。我们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一些不容置疑的强大特征,即心态、敢于冒险、勤劳、富有趣味性,以及对于初生创意至关重要的,挑战权威的思维方式。其他哪个国家有可能冒出苹果公司(Apple)或者是乔布斯(Steve Jobs)?”,“然后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人们常常批评它不足以应对国际挑战,但美国的高等教育是无法用简单的统计指标衡量的,因为它最突出的特点是教育理念、课程设置和教职安排的灵活性和多元化。美国高等院校的教学方式琳琅满目。这是好事,一成不变的方肯定不适合所有学生,也不适用于未来。我们还应记住,世界大学100强当中仍有超过半数是在美国,留学生数量的大幅增加就说明了这一事实。是的,其他国家也有好大学,假以时日,还会有很多新的好大学涌现。但‘震中’同样还是在美国。”①(《参考消息》2012年2月27日)文章强调美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推动力还是在于创新精神。希望就寄于当前正在发生的结构性科技变革。

    二、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

    “如何增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宏大议题,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有所谓“标准答案”和“规定标准”的极为复杂的问题。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回答。我们认为,进一步增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改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一个自由宽松的思想市场是增强北京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贫困、生产技术落后、国民生活困难、城乡生活环境凋敝,用官方文件的表述就是:“国民经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为何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就迅速改变的落后贫困的经济面貌呢?显然,这首先得益于国家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探索出了一套思想解放、思维创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例如,开放之初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反思、农村改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方针的确立、国有大中型企业转轨改制系列运作理论等等。是一系列的社会发展理论不断深入、不断完善导致中国的迅速发展。这里固然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离不开新技术的大量应用,但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与自然科学技术对于国家社会的发展来说,前者属于战略范畴,后者则是战术范畴。从战略角度来看,北京30多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理论创新和思想解放,在这个前提下才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才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声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尽管我国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领域还暂时落后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由于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空前繁盛,使得西方社会对中国刮目相看。以至于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纷纷以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他们的发展模式来借鉴。美国《时代》周刊编辑拉莫先生曾发表过轰动一时的著名论点——《北京共识》,他的文章是针对曾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1989年执笔撰写的《华盛顿共识》而提出他的不同观点的②。拉莫认为,中国当前所实施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如“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如中国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等,都是值得全世界关注的新的发展理论。这些理论的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在拉莫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发展经验”具有借鉴价值,不少理论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国家和地区、任何发展时期,只要它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兴盛,其国民与大众一定会对国家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对政治制度衷心拥戴。其国家和地区一定非常强盛,社会发展进步也会十分迅速。中国盛唐时代国力的辉煌,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文化的开放、得益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达以及政治的开明和发展路径选择的正确。欧洲16世纪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后来的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狂飙突进运动的迅猛开展,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发达的标志,它们带来了欧洲人文科学的空前发达,使得欧洲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率先在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中国近30年来的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邓小平先生倡导并力举实施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假若当初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打破陈规、探索创新的勇气,中国很难想象会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会获得如此喜人的国际地位与世界声望……

    过去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一切以政治挂帅”、“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极左思想理论的长期推广,造成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拒绝继承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甚至否认东西方文化中的普世价值。尤其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社会的主流思想是把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作“封建主义”一概否定,把许多优秀的西方文明一概当作“资本主义”批判,许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各种形态的社会主义的探讨都批成是“修正主义”……当时的整个意识形态几乎成天都在批“封、资、修”,举国上下都在“破四旧”,最后的结局就只剩下“农民起义文化”的伟大辉煌……这种极左思潮的实质其实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打砸抢”的野蛮文化。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个个都是灰头土脸,我们人文科学研究也只能是“百花凋零、一花独放”(有所谓“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民谚),我们的创新思维只能是被扼杀,我们的学术研究只能是为某一个“政治口号”是从,要么照抄搬洋人(所谓“洋”社会主义理论),要么就是照抄古人(所谓古代“法家”思想理论),要么是给中央提出的口号作注释,或者为某一个政治概念到马克思的著作里找论据……学术研究没有创新意识,其结果只能是丧失我们在世界学术论坛上的话语权!

    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要研究的是人性、人的价值、人的意义、人的信仰等等人生的根本问题,它探索的许多概念、理论是属于意义世界,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事实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多从人性出发常常使用理性逻辑思维或者超理性思维,而自然科学则多从自然之间、天地之间的关系出发,使用客观冷峻的物理逻辑。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常常具有文化功能、道德功能、心理功能以及社会公益、社会服务功能等,而自然科学更多的具备解释或者揭示自然之间规律的功能。由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功能的不同,往往导致不同政治集团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价值的认识差异。大凡开明的政治集团,一般都注重构建宽松的民主政治体制、和谐的政治氛围、开放的国民心态以及多元的文化结构,注重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鼓励、投入和扶植,倡导以人为本的精神,推崇创意、鼓励创新。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断地否定传统规矩,就是挑战权威,创新就是要勇于继承,敢于追问,能于发表,展开争论,也就是要追求研究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创新就是崇尚个性发展。文革之前以及十年文革时代,我们之所以缺乏创新思维能力,是因为长期以来不允许思维、不允许思想。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万马齐喑,百花凋零,民族软实力的丧失。

    哲学社会科学是打造和铸就国家软实力的基础力量。要提升我们民族软实力,就必须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有志于文化创造的建设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必须强化中华文化的感染力,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样式,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实现题材、品种、风格和载体的极大丰富,使我们的文化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③。由此可见,软实力的提升虽然需要自然科学的支撑,需要借助现代传播技术的作为先进的工具来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但是,软实力迅速提升的主要引擎还是在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只有大力繁荣并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我们民族的软实力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

    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不容否定,在区域硬实力提升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这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我们很多领导往往把经济发展作为唯一的目标,一切以GDP挂帅,牺牲了其他方面的发展,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及社会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投入巨大,而对人文科学的投入相比起来则往往是蜻蜓点水。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认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社会不协调——经济结构已经达到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水平,社会结构还是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水平,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是产生今天诸多矛盾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些矛盾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与思维创新,需要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因为经济要持续发展,一定要有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进步,要有社会建设作为支撑,要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保证,否则我国经济发展良好局面是不可能持续的。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与服从于人的发展,可以说经济发展是手段,社会发展才是最终目的⑤。我们的决策者只有不断地扶植并大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才能够创新出许许多多的新的理论来解决好经济社会不协调这个主要矛盾。我们应当一如既往地创造一个和谐、宽松、民主、自由的学术环境,对于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成就应当充分的运用,对于许多重大现实问题的对策研究应当更进一步地加强,要充分挖掘北京地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丰富的人才宝库,让社会科学领域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得到更好的整合,这样才能不断地提升北京的软实力,才能改革我们社会中不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诸多弊端,才能让广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更进一步地思想解放、观念创新,冲破旧的精神藩篱,积极参与现实社会建设,使得哲学社会科学更加繁荣。所以说,增强北京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决策者不断地投入、支持、扶植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三、提升北京文化软实力的路径

    增强北京文化软实力需要人文科学的繁荣和思想市场的营造,更需要北京市政府和各个有理想的有担当的企业家的政策创新和模式创新。因为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主体是北京市政府以及各个文化生产企业的管理层。政府的最重要职责就是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企业主的任务是要进行管理运营机制的创新和发展模式的创新。尽管增强文化软实力有许许多多的路径可以选择,但我们认为最关键的途径是要持之以恒地开展“五个创新”工程。

    首先是要持续不断地开展文化资源创新工程。传统经济的发展十分依赖土地、劳动工具、劳动力价格等要素,而以互联网科技为代表的创意经济发展,则充分依靠人才、信息、技术和知识等生产要素。无论是推动文化创新,还是高新技术的应用,都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人力资源在文化竞争力形成过程中起着更为突出的作用,文化企业的发展更依赖于人才资源。同时,文化产业的核心资源是文化创意,而文化创意来源于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所以,文化生产力最核心的资源是人才资源,是以优秀企业家为代表的人才团队。所有的先进理念、创新的商业模式、产品的核心生产流程的再造等,都是企业的创新人才所带来的成果。人类的才华与创意作为无形的资产,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亚马逊公司的乔布斯,谷歌公司的埃里克?施密特等是这类人才的优秀代表。增强北京文化软实力要突出文化生产的资源创新,推动中国文化生产力体系,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和城市转型的要求,从依赖廉价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到依赖投资驱动,再到依赖知识型人才和创新驱动,逐步实现文化生产主体的产业升级。把“以人才为本”、“以优秀企业家为魂”作为基本理念,来指导文化生产力的提升。努力将传统工业时代依赖“自然资源”推进社会发展的价值观,转变为依赖“人的创意”、依赖“非物质符号”、“依赖人与符号的互动关系”等新时代的全新资源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

    北京是中国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如何创新资源观、如何充分挖掘北京的人力资源,这是增强北京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任务。北京市政府应当重点开展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立足于现有高校资源,在资金和社会实践、人才吸纳等方面积极支持各个高校根据市场需要开设文化产业领域相关专业,加快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步伐;二是创新人才培养体系,鼓励产、学、研、用相结合;三是加强国际化合作,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水平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四是创新队伍要团队化、梯队化、协同化;五是重视团队学习,铸造学习创新型组织,形成充满持续创造力的多代组合,力求臻于谐振共鸣的最佳协同意境。

    其次是开展技术创新工程。创新这一概念是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于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将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和实现工业的新组织。可见,熊彼特的创新概念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组织管理方面的创新。而技术创新则是一个新产品或新工艺设想的产生到市场应用的完整过程,包括新设想产生、研究与开发、商业化生产到扩散等一系列过程。技术创新是文化企业进步、生存与发展的灵魂,通过技术创新,文化企业可以拥有强大的应变能力,始终保持文化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进而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也可以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通过技术创新,可以对文化企业产品和服务注入新的技术“血液”,使其产品和服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角逐中,永葆竞争活力。如果说在工业企业中,技术创新活动可以使间断的、不连续的,企业的技术进步则是渐进的、累积的,那么技术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核心,而企业的技术进步则是技术创新成果的体现。技术创新是文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根本,现代企业制度体现的是企业资源配置的高效性,而这种高效率能否充分发挥,主要依靠核心技术和技术创新,通过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带动整个企业或整个行业上一个新台阶,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是其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技术创新对提高文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自我催化效应,随着一项技术创新成果成为企业的核心技术,企业也将形成自己新的核心竞争力和技术模式,从而使文化企业在较长时期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和规模经济效益。发达国际的许多优秀企业也往往把技术创新最为企业创新发展的战略与内容,尤其是著名的跨国文化集团,突现科技集成和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型企业一般依托国际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形成雄厚的科技实力、较强的创新能力与明显的科技产业优势。美国硅谷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这里汇集了众多的高科技巨头,是影响甚至改变世界科技发展方向的中坚力量,如今的硅谷以成为了技术革新和应用的代名词,硅谷对世界的意义就如同中关村对中国的意义。而硅谷依靠斯坦福大学从嗷嗷待哺迈向成长的辉煌,斯坦福大学的工业园也成功开创了大学工业科技园的时代,以致世界许多大学争先效仿。

    2012年1月,世界步入着三大宏大技术变革的开端,它们是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革命。首先是信息技术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处理能力和数据存储几乎无所不能,iPhone手机的运算能力让20世纪70年代的IBM大型机都自愧不如。互联网正向“云计算”演进。从社交媒体到基于元数据分析的医学革命,大规模数据处理能力使以往无法想象的服务和业务成为了可能。其次是智能制造。这是亨利·福特释放“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力量以来出现的第一次结构性变革。供应链管理所用的自动化和信息系统已经出现这一变革的开端,我们刚刚迈入这一新的时代。第三是正在展开的通讯革命,不久之后它就会将地球上的大多数人以无线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以前从来没有哪个时候曾有10亿人(很快还将增加数十亿人)能够实时地沟通、交往和交易。无线连接成本急剧下降的潜在影响之大,有如电报、电话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文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也要于时代潮流相拥抱。电子计算机技术以及现代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文化产业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为加快对原有文化企业的技术改造提供了便利条件。随着现代通信技术、数字传输技术、网络技术的加速发展和电脑的普及,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式、流通方式和消费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重视高新技术与文化产业的融合,注重把高新技术运用于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传播等环节,将成为文化企业的普遍做法。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领域已改变了传统的个体化、手工化、小生产化和在狭小圈子中传播的特点,呈现出集约化、高科技化和大批量生产,以及通过大众传媒广泛扩散的态势。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科技在文化产业中的运用,加大文化企业技术创新力度,完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技术创新要紧随时代潮流。

    第三是开展文化制度创新工程。制度创新经济学认为,以往被认为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如技术进步、投资增加、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原因只能引起这些现象的制度因素中去寻找。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通过对西方经济史所作的考察,发现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不是技术因素,“制度在社会中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原因。”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会增大交易费用,而不会自动导致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产生,结果,逐渐增大的交易费用会阻碍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导致经济的衰退。而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的生产性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制度创新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制度根据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可分为有效率的制度和无效率的制度。有效率的制度能够使每个社会成员的生产性活动的成果得到有效的保护,从而激励他们努力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经济活动。对文化企业来说,制度创新是文化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世界文化产业的竞争,根本上还是企业制度的竞争。企业制度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保障,一个好的制度能使文化产业有效合理地运行,相反,一个滞后的制度则会让文化产业的发展杂乱无章、效益低下。文化产业制度体系中的核心是企业制度,文化生产力结构的基础是企业结构,企业结构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结构、社会公共政策和政治制度,一个文化产业采用何种企业结构会对其盈利模式与商业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传统的国有文化企业采用“单位制”,从生产到销售、从决策到资金来源等都要依赖行政化的配置,导致企业员工工作效率低下,创意消失殆尽。企业的架构与行政架构类似,企业行政化、官本位化、科层化,严重损害企业的竞争力。目前的国有文化企业在许多地方垄断着绝大多数经营领域和资源配置权(融资渠道、稀缺资源如准入许可证等),中小微文化企业难有平等的话语权和资源配置权。中国的文化企业制度创新首先要推动中国文化企业建立适应全球化竞争的科技研发制度、法人治理制度、人力资源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从制度上保证企业的成长和壮大。同时还要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激励机制、竞争机制、评价机制和监督机制,而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最为关键。在激励机制中,要重视战略性人力资源的激励机制。文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员工的招聘、记录、薪酬的发放等具体的事务性操作,而是积极参与企业经营发展策略的制定与形成过程,同时基于文化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形成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的有效规划及具体措施安排,这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机制是文化企业创新的强大动力和源泉。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需要从激励对象和激励内容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在激励对象上,制定创新激励政策时,绝不仅限于某一部分人,创新激励面不仅要包括员工也要包括管理层,不仅包括创新部门的员工,也要包括企业内部的其他员工,甚至对企业外部的公众,对任意愿意为企业创新做贡献的人员予以考虑。在激励内容上,建立创新的激励机制,不仅把创新与职工的晋级、晋升、收入、奖励、荣誉挂起钩来,让创新发明的人得到实惠,保护职工创新积极性。而目前我国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仍是不够健全,很多企业员工都在提高个人竞争力,而不是在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这个问题值得对我们的人力资源激励机制进行深思。海尔集团在激励方面不仅包括物质上的激励,也含有非物质的激励。物质上的激励有企业领导人采用薪酬加奖励的办法、科技人才实行科研承包制、营销人员实行工效挂钩制、一线人员的收入与其劳动数量和质量挂钩以及建立健全有效的福利和保障机制;非物质上的激励有立体式的精神激励和企业家的行为激励等。在竞争机制中,确立文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都应是市场的主体,都应遵循市场规律,参与竞争。文化企业同一般企业一样,也应该是以市场为导向、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文化企业要以市场为导向,增强文化企业的竞争意识,改变主要依赖政府政策和主管部门的生产和营销方式。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建设和规范文化产品和服务市场,构建公平统一的竞争环境。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产品市场是文化产品和要素实现合理流动的基本要求,只有理顺市场关系,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产品市场,才能冲开阻碍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的束缚,才能刺激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促进文化企业的发展。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的文化企业才能开发出创新型、效益型、国际化的优良经营模式,并且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焕发出核心的竞争力。

    第四是开展企业结构创新工程。企业实施其战略中的一系列决策和实际行动总是要通过对企业内部各级、各部门的分工和授权才能进行,这种分工和授权所形成的组织结构既可促进企业战略的实施,也可能起阻碍作用,关键在于组织结构和企业战略是否相互匹配,可以说,合适的企业组织结构是企业发展的关键。目前,组织组织结构有职能型、事业部型、矩阵型以及这几种的组合或混合型。职能结构能够提高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简化职能部门制定决策的过程,并使上层管理部门保持对企业经营情况的战略控制,但它会给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决策制定增加困难,使一般管理人员的培训和发展受到限制,并会产生部门之间的敌对情绪。事业部型结构与职能型结构不同,将不同的职能设置在各事业部内,全部的必要资源,诸如生产、研发、营销都包括在每一个事业部内,事业部内的跨职能的协调在事业部结构内得到最大加强。当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很高,主要竞争问题和组织目标都在强调创新、使客户满意、保持市场份额上的协调行动时,事业部型结构是合适的,但也失去了规模经济性,以及导致人员配备上的重复,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尽管绝大多数企业发现职能型结构或者事业部型结构的一些变形结构已经为实现组织目标提供了较好的组织结构方案,但在一些情况下,企业仍会面临特殊的困境,它需要拥有职能型结构和事业部型结构两种优势,需要职能上的专业技能和跨职能的横向协调,在这些情况下,矩阵结构就常常是问题的答案。矩阵组织的优势在于它使组织能够应付环境的多种要求,资源被灵活地配置,组织能够适应变化的外部环境,还为感兴趣的员工提供了获得职业技能以及综合管理技巧的计划,然而其出现的基本问题则是在职能经理和项目经理之间定义责任和权力的关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网络等先进设施的使用,组织结构的形式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人们都在讨论网络组织、镞状组织、自设计组织、基于信息的组织、后工业化组织,这些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网络结构”。网络结构胜过传统结构的主要优势是它的适应能力,网络结构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意味着网络结构组织有快速响应环境要求的优势。同时,网络结构的资源配置经常是复制的,责任是分散的、难以确定的,网络结构非常理想地适应了迅速变化的不稳定环境,特别是创新成为构成战略优势基础的时候。应用网络结构形式的公司包括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大学的教研室等,文化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应用这种结构来在迅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响应客户的需求。具体而言,产品市场较小、业务较为简单的企业倾向于采用职能式结构,而那些具有多种产品与服务的公司一般采用事业部型结构,大的跨国公司可能采用混合型结构,而新兴的高技术企业以及文化企业一般采用网络式组织结构。例如,美国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国民教育,缔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的超级“文化企业集团”:微软公司、Google(谷歌)公司、苹果公司、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NN(美国有线电视传播网)、ABC(美国广播公司)、好莱坞等。它们在软件、网络、数字技术、娱乐、信息传播以及电影电视等领域的无限创意,这些网络式的组织结构颠覆了传统工业与传统制造业的模式,开拓了一个文化经济的新天地,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化企业大厦,而网络结构的组织模式则是支撑大厦的骨架。同时,文化经济结构创新是考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企业集团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的文化生产力结构,应该是一个随着经济、科技和社会进步,不断升级改善的过程。自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美日欧发动国家越来越重视发展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新兴领域,也鼓励注重文化产品科技和形态的“硬创新”和文化风格和情感魅力的“软创新”,推崇把文化魅力扩散到绝大多数的工业产品,也渗透到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中,从而推动了文化生产力结构的不断向高端化发展,这对一个国家的文化生产力战略重点、资源投向、人才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中国文化产业需要提升结构,首先要突出文化产业的结构创新,推动中国文化生产从利用廉价资源的低端粗放型增长模式,从注重创意和创新驱动的效益型增长模式转化,让文化企业的四大种类,即大型跨国公司、特色化企业、连锁型企业、中小微企业等,并存发展,相互补充,形成优良的产业竞争力结构。其次要鲜明地树立创新导向,从公共政策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来改变现有的企业资源配置的游戏规则,引进现代企业制度,鼓励竞争精神,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发展,特别是发挥知识型人才的创意和才华。产业结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内部制度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结构的问题。目前文化产业结构普遍存在低端化,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如土地等,损害社会整体文化实力,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产力结构。要让每个类型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微文化企业主感到活得有尊严、有希望,有社会与政治权利的平等,这样才能使得每个社会阶层迸发出创造的激情。

    第五是开展文化环境和文化支撑创新工程。除了上述的四个创新,文化产业的发展环境创新也是不可或缺的。制度是一系列社会博弈规则,有助于减少人们相互交往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根据规则的起源即产生的方式,制度环境可分为外在制度环境和内在制度环境两类。其中,外在制度是一种正式制度,是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规则,具有强制性,违反者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这可以理解为制度创新中的法制环境。影响文化企业技术创新的外在制度主要是由各种保护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法律法规构成。这些制度强制性地惩罚那些侵犯其他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行为,最大限度地降低文化企业的技术创新风险。而法制环境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加强执法效能和公共服务能力,促进文化企业产权意识的提高,提升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知识产权(版权)具有财富属性、产品属性和高附加值属性,这些属性使它成为文化产业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财富资源。知识产权在参与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主要通过其财产权利的转让和使用许可发挥作用,文化产品和服务也是通过版权这种独特的价值载体而不断使其价值得以实现和增值。为进一步提高文化企业产权意识和保护知识产权,这需要政府不断完善立法监督、政策引导,以及媒体发挥舆论引导、监督的作用。人是特定环境的产物,又是环境的创造者与改造者。特定的文化环境创造出特定的文化,而特定的文化在外力的作用下,往往又反过来强化或变革特定的环境。制度环境是促进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一个强大的文化生产力体系,离不开独特的制度环境的培育。文化产业是利用人类的创意对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再创造,是基于人性的需求不断地满足人类“喜新厌旧”基本特性而从事的一项全新的精神产业。它的宗旨之一就是无限度地发现人性的光芒、发掘与满足人性合理的欲望。要突出文化生产力的环境创新,在现阶段尤其要加强文化领域的法治化建设,以法治来保障各类文化财富的充分涌流,加强投融资和产权交易、共用技术研发、市场内容配送等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形成有助于创业和创新的发展环境。无数事实证明:只有在一个自由的、富有激励性的企业环境中,人类的思维才会对一切保持好奇心,迸出创意的火花。因此文化生产主体需要营造一种公平公开公正的法治环境和鼓励创新的法治氛围,这里不但需要有家的感觉,使人感到自在心安,同时也要令人兴奋、内心充满渴望,并产生动力,这是由简单的利益作为驱动力的传统企业所力所不及的。企业创意人才的智慧火花迸发不仅仅来源于利益驱动,也来源于先进理念的驱动和对于科学真理以及美好愿景的好奇心。

    当然,文化企业的支撑创新也至关重要。文化企业的发展需不断地创新支撑体。这些支撑体也是创新活动的行为载体,它们包括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政府等。产学研是发达国家文化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促进高校和研究机构同文化企业结合的问题,建立为文化企业服务的金融保险、贸易、教育等支撑体系,通过政产学研金的结合,培养最为缺乏的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其中,企业、中介机构和政府起着关键作用。大学为企业和社会输送人才,是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然而现如今存在的问题是一般的大学教育与社会相脱钩,实用主义和素质教育混乱不清,教育形式和方法单一而又死板,前篇一律的大学教育模式满足不了文化产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更不能解决文化产业结构问题。而改革大学教育关键的是要去大学的行政化,让大学成为培育复合型人才的基地而不是成为官员争相谋权的官场,释放大学活力。在中介机构上要突出完善人才管理市场,尤其是管理层的市场。国有文化企业管理层要从任命制到聘任制上的转变,人才管理市场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完善中介机构也能够使得文化企业能够迅速的从市场上找寻其适合的人才资源。最后,文化企业需要政府合理利用行政、经济等各种多元化手段,对其实施政策扶持,为其提供外部支持。政府要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应实行从办文化到管文化、从行政管理为主导法制管理为主转型,继续整合机构、推进转企改制,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在建立起文化市场良性运转的体制后,逐步退出对文化产业的计划行政式管理,对文化管理进行导向性管理,更多的在法制环境、服务设施、土地税收等发面做扶持性的工作。

    总之,增强北京文化软实力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既需要北京市政府要不断地进行政策创新、机制创新,把握文化艺术本身的规律,建立完备的创新机制,营造良好的人文氛围,持之以恒地坚持创新发展路线;更需要文化产业企业家和各个文化机构管理层掌握多种企业的经营能力、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特点以及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改变传统的产业观念、借助互联网时代的高新技术及时地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与时俱进,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努力提高经营水平、虚心地学习与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模式,这样才能不断地增强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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